相较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比尔德更感兴趣的是“罗马如何从意大利中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长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统治如此之长时间的”。这也符合近年来罗马史研究的一个大势。如比尔德自己所说，自吉本以来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的罗马史研究，新发现更多地来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而非新材料。不同时代的学者带着不同的优先关注和着眼点，使得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言说。
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古典学教授，英国当代最富成就和知名度的古典学者之一。她的履历上有这样辉煌的一条：其本人曾经是剑桥大学古典学专业唯一的女性讲师。在这个男权中心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学科，她凭借一己之力冲破性别藩篱取得一席之地、且成为这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迄今40年的学术生涯里，她笔耕不辍，畅游在古罗马历史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出版的著作从《罗马宗教》（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到《古典艺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从《罗马凯旋式》（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再到《罗马人的玩笑》（加州大学出版社，2014）。更值得一提的是，比尔德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古罗马文化的普及教育，使得其影响力大大超越了学术圈。她推出了有关罗马斗兽场和庞贝古城的通俗读物。近年来，她的身影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介绍古罗马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当中。她又是一位公众知识分子和女权活动家，不仅担任了《泰晤士文学增刊》的古典学编辑，还在网上开设了专栏博客《一个教授的生活》（A Don’s Life）。其笔锋肆意游走，思接千载，贯通古今，仿佛化身库迈的西比尔女先知（Cumaean Sibyl），向现代人源源不断地传递着古罗马人的智慧。她所关心的问题无所不包，针砭时事，月旦人物，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最令人击节赞赏之处在于，她极擅长以古观今，古今相互发明，将时隔数千载、看似不相关的事件用一条意义隐线联系起来。她可以从凯撒的难言之隐谈到现今英国政客的性丑闻，从为古罗马的贩夫走卒发声到为当下的妇女和移民劳工权益代言。2013年，她因“对古典学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
街巷，公寓，酒馆，妓院，下水道，坟墓，这是玛丽·比尔德罗马史研究的兴趣点，也是她观察和重现普通罗马人生活最重要的切入口。自下而上，见微知著，另辟蹊径，不落窠臼，这些成了概括她学术路径的关键词。她的新作《SPQR：罗马史》（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Profile Books, 2015）也秉承了其一贯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旨趣。
书名醒目的大写SPQR是罗马从共和到帝国名义上的国家最高主权“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拉丁文首字母缩写。这一响亮的标语几千年来都是罗马人最引以为傲的身份和政治遗产，至今仍随处可见于罗马市内的灯柱、铺路石、垃圾箱和下水道井盖上。以它作为书名，显然与本书想要传达的主旨和作者的史观密不可分。正如比尔德自己在“结语”中所说的：“我希望本书不仅是一部‘有关古罗马的历史’，而且是我们与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对话的一部分。”（536页）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合作共识与对峙抗衡构成了罗马第一个千年的主线，也是理解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历史演进轨迹和荣辱兴衰历程的钥匙。这一标题还告诉我们，它不光是一部有关元老、统帅、皇帝及其家族、那些大人物以及他们宏图伟业的历史，也是一部抒写罗马人民以及他们在罗马大屋檐下喜怒哀乐的历史。
正因为此，比尔德选取了公元前63年的“反喀提林阴谋”作为全书的引子和第一章，这一事件揭示了古罗马政治生活的一些核心特征。不唯如此，有关它的长久争议和讨论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也说明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历史为何如此重要。这一年不但是西塞罗这位共和国标志性人物“最辉煌的时刻”（第一章标题），也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这对共和双驾马车的内在矛盾凸显和激化之时。因为粉碎了喀提林“企图颠覆共和国”的阴谋，西塞罗被与罗慕路斯、卡米鲁斯（M. Furius Camillus）并尊为对罗马国家有再造之功的“国父”。然而，其对喀提林同党的残酷镇压，也很快被政敌攻击为侵犯了“罗马公民不经民众大会审判不得被判处死刑”的基本权利，西塞罗因此而遭到流放。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从共和建立之初的“平民与贵族冲突”开始，这对矛盾就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罗马。早在“喀提林阴谋”发生的六七十年前，格拉古兄弟就因为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立法改革、触犯了元老贵族的特权利益而遭到同袍的杀戮。所谓的“显贵派”（optimates）与“民众派”（populares）的矛盾贯穿了共和国末年，导致暴力循环和血腥内战，直至伴随共和制土崩瓦解。这一漫长的冲突最终终结于奥古斯都所创立的元首个人统治，只不过其手段并不是形式上的消灭，而是精神上的绞杀。随着“自由”（libertas）的覆灭，无论是元老院抑或者罗马人民在主权的意义上都已名存实亡。
本书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尽管厚达近600页，历史跨度近一千年——起始自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跨越王政、共和与帝国时期，截至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普及公民权的《安东尼谕令》——然而它给人带来的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是专业书籍中所少有的。这自然与其丰富详实的材料以及比尔德非同一般的“讲故事”能力有关。为了不影响阅读的连贯性以及避免学究气和论文体，正文不加一笔注释，有时甚至连被引用古典作家的名字也不出现，这些全部被归到书后每章的注释中做统一说明，行文中也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然而，可读性丝毫不减损本书的学术分量：罗马史中涉及这段时期的所有重大问题几乎无一遗漏，在史料运用及说理论证上也是毫不含糊。由此看来，比尔德在对目标读者的定位上是想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一网打尽。
全书正文共十二章，除了第一章引子之外，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对从公元前753年至公元212年间罗马的每个发展时期及其核心特征都提出了若干极富针对性的问题。更为特别的是，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是对一些流传已久的有关罗马人的迷思和误解的“祛魅”，这使得该书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本古罗马通史著作，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既有的思维定式。
自18世纪末爱德华·吉本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命题以来，大多数古罗马通史都将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或者410年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占，再或者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被废作为古罗马帝国历史的结点。比尔德则坦言，她更感兴趣的是“罗马如何从意大利中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长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统治如此之长时间的”（17页）。这也符合近年来罗马史研究的一个大势，从克利福德·安藤（Clifford Ando）的《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与行省忠诚》（2000）到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的《罗马帝国简史》（2006），探讨的大体都是罗马的成功之处。SPQR整本书也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将上下一千年左右的历史串成一线。
二、三章涉及的是罗马的早期历史。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才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编纂。所谓建城与王政时代的历史，大部分出自公元前1世纪以后罗马史家的附会和杜撰，历史与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难以分辨。现代考古发掘虽然部分地证实了王政的存在，但更多揭示的则是文献记载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巨大鸿沟。罗马广场地下的早期墓葬群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罗马的山头已有人类定居，远远早于传说中的建城时间。帕拉丁山上现存最早的茅屋和墓葬遗址在年代上可推定至公元前8世纪初，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其与罗慕路斯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罗马城邦的建立，无论在定居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抑或身份认同的形成上，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既不存在一个确切的建城时刻，也绝没有西塞罗和他同时代作家所追溯得那么古老久远。
如果说后世的记载无法作为复原罗马早期历史的可靠依据，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建构，比尔德并没有简单地斥为荒诞不经，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罗马人为什么要将建城溯源至一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悲剧？罗慕路斯将帕拉丁山头的弹丸之地作为容留附近逃犯、奴隶和流民的避难所以吸引招徕人口，这样的传说构建与日后具有鲜明罗马特色的公民权政策（其对非拉丁人、行省人、外邦人和奴隶的开放程度与古典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封闭的
公民权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何关系？如何解释同时存在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这两套建城神话，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调和，其中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在比尔德看来，后世罗马人一直不断地在试图“还原”（recover）、“改写”（rewrite）和“重现”（replay）其祖先和起源的历史，带着自己所处时代政治和文化上的焦虑、争议、观念与偏好。在此意义上，这种对早期历史的重建（reconstruction）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些建城传说和神话的背后，是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是罗马人之所以称为罗马人的一些特性与核心价值观，是他们继承自祖先的一切优点和弱点。罗马人将共和晚期对五方杂处、多元异质和内部冲突的感知投射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当中。从这一角度出发，无论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千里迢迢一路跋涉到意大利重建家园，还是罗慕路斯收容逃犯、流亡者和异邦人，再或者抢劫萨宾妇女以繁衍人口，都变得没那么难以理解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历史建构，罗马人将现实世界的“外来”、“流动”、“混杂”与“多样性”合理化。如果说罗马人的祖先就是一帮流民和外来者，那么现实中罗马人慷慨地授予外族和奴隶以公民权，还有什么问题呢？尽管这种出身和起源经常成为希腊作家讥嘲、甚至罗马作家（例如西塞罗）自嘲的对象，公民权政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偶尔也会受到顽固派元老的质疑和阻挠，甚至爆发过像同盟战争那样的大冲突，但总的开放性进程并没有被打断。最为关键的，罗马人对它的合理性信念根深蒂固。我们只要想想克劳狄皇帝在公元48年说服元老接受外高卢人进入元老院的演说中将罗马人接纳外来者的传统一直上溯至罗慕路斯，这一点便可了然无疑。
既然从对早期定居点和墓葬的考古发掘来看，所谓王政时期的罗马更像是一个部落国家和由军事贵族集团所主宰的世界。到了相当于王政晚期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罗马才发展出一种有城市中心与若干神庙及公共建筑的城邦形态。早期罗马平平无奇，论城市化和繁荣富裕程度比不上北方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更不用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激变发生了：罗马人的战争规模急速膨胀，胜利转化成了征服，其扩张脚步席卷了整个意大利。比尔德将此现象称为“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第四章的标题）。那么这一激变是如何产生，罗马究竟是凭借什么脱颖而出的？这是第四和第五章（“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比尔德并没有大而化之地去谈论它，她还是遵循其一贯的提出问题、检讨成说、稽考证据、验证假设的论证思路。
罗马帝国的崛起是否真如波里比阿所说是由共和政体内在的均衡稳定性与职官贵族的荣誉竞争精神所带来的？应当说，罗马内部政治变革与外部军事扩张之间的紧密关联早已成为学者们的一个普遍共识。公元前4世纪中叶经历了“平贵冲突”后取代旧氏族贵族的新型“事功贵族”阶层（meritocracy）及其所造就的一种荣誉竞争文化固然构成了扩张的强大内在动力，但变革后所形成的并非是像波利比阿套用希腊政治思想所界定的那种“混合政体”（所谓执政官、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分别代表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
在阐述该问题的同时，比尔德顺便回应了有关罗马共和国民主性的争论。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被认为是波里比阿在当代最积极的响应者（他的一篇极有影响力的论文的小标题便是“波里比阿是对是错？”，他给出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也是他重新挑起了近年来学界有关罗马“民众主权”的激烈争论。同波里比阿一样，米拉显然过分强调了民众的“形式主权”，这种针对传统“寡头制”理论的矫枉过正遭到了包括诺斯（John North）、莫瑞特森（Henrik Mouritsen）以及摩尔施泰因—马科斯（Robert Morstein-Marx）在内的大批学者的质疑和反驳。比尔德在这场论战中，站到了多数学者的一边。罗马共和政体的三大支柱成分显然是不均衡的。关键点在于，举凡选举、立法、司法，政治上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民众手中。撇开其他，首先财产就是官职竞选的先决条件。不过，比尔德也公正地指出，米拉对于“罗马民主”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以往被忽视的制度以外的更广阔的政治文化层面，职官贵族无论是想要成功当选，还是通过法案，都需赢得民众的选票和认同，讨好民众和说服术于是成了制胜关键。罗马的寡头政体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公开与公共的氛围里运作的，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紧张依存关系。
然而在比尔德看来，与内部政治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扩张动力来自罗马吸纳战败者、将后者的人力、武装和资源转为己用的超凡能力。这一点在公元前4世纪初罗马对邻近维伊人（Veii）的征服中已初露端倪，此后，这一将战败者变成罗马公民（或者说“准公民”，最开始大多数的意大利城邦都被授予了拉丁公民权）、将昔日的敌人转化为盟友的模式在对意大利半岛、继而在对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中被一再复制。
过去，人们往往将罗马公民权的扩大看作是帝国扩张的结果而非动因，比尔德则彻底更新了我们对于罗马公民权的认识。她在文中反复强调，公民权的扩大和分享才是罗马势不可挡的真正秘诀。罗马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改变了古代世界战争和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他们不再单纯地以攻城略地、抢夺物资人口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长久的对己有利的同盟关系。因此，罗马人施加于被征服者身上的长期义务往往是提供兵员补给，而甚少派驻常备军与实施直接统治（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这种将被征服者同化为征服者、分享扩张利益的机制赋予了帝国事业以一种强大的动力、支撑与后盾。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古代帝国都
不曾设想与实践过的创举，其结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马军事征服的机器一旦开动，便可以自我维系，这使他们在意大利无往而不胜，也是为何在此后的海外扩张中罗马人尽管遭遇数次重大军事失利（包括像坎尼战役那样的惨败）仍能笑到最后的原因（163-164页）。比尔德的这番解释并非溢美和夸大，在小亚阿弗罗狄西亚斯城（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奥古斯都神殿”遗址的柱廊内，有一幅著名的浮雕，上面刻画的是化身为神的克劳狄皇帝将女性化的“不列颠”踩在脚下的场景。作为曾经的被征服者，阿弗罗狄西亚斯人自觉认同为罗马人，以罗马对世界的征服为荣，这难道不就是对帝国观念内化的最好印证吗？
对罗马公民权与众不同的分析和解读占据了全书最大篇幅，也的确是论述最精彩的一部分（除第四、第五章以外，第十二章“罗马以外的罗马”也与此问题相关）。熟悉比尔德言论和作品的人都知道，她对罗马帝国公民权与人口流动性的兴趣和关注是持之以恒的。用比尔德自己的话来说，“罗马人开启了一场有关公民权的观念革命”（523页）——从罗马人那里开始，公民身份和权利可以不受种族、地域、语言、文化、宗教、贫富、地位和阶层的限制，奴隶可以被释放成为公民，外族士兵可以在退伍后荣升公民，自治市官员乃至整个城邦可以因有功于罗马而获赠公民权；从公民身份拾级而上、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行省人大有人在（截至公元2世纪末，超过一半的元老来自行省）；从图拉真、哈德良、到塞维鲁，行省人甚至可以问鼎皇权。像Gaius Julius Zoilos这样由释奴白手起家的希腊行省精英完全可以一边夸示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一边心安理得地坐享母邦的恩主身份和荣誉。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双重国籍”的概念（523-524页）。罗马人将强大的军事实力同一种包容性与延展性极强的有关罗马人的定义结合在了一起，使得“罗马性”（Romanitas）的触角伸及遍布整个地中海世界。身份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激发了罗马社会的活力，也促进了帝国的交往与繁荣。在“罗马希腊人”、“罗马犹太人”、“罗马高卢人”和“罗马不列颠人”这些身份界定的背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也是罗马帝国统治留给西方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我们都是罗马人”（Civis Romanus sumus）——这句话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牢不可破的共识源头和基础。身为罗马人，意味着只需自觉认同有如万花筒般的“罗马性”的其中一面，大至皇帝崇拜，小至身穿托袈，上至精通拉丁文学，下至在斗兽场和浴场里享受罗马式生活；身为罗马人，意味着不必放弃原有的地方忠诚、文化属性和宗教崇拜。概而言之，“成为罗马人不止一途。多样性支撑起了罗马帝国，而公民权则赋予了帝国以统一性”（520页）。
公元212年，“罗马公民权”发展到了它的顶点——卡拉卡拉一纸谕令，罗马帝国的所有自由民都自动成为罗马公民，总数约为3000万。它标志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身份壁垒的最终消融，将近一千年的罗马公民权大业大功告成，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授予公民权运动。它所带来的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结果就是，到了公元4世纪，哪怕罗马帝国的中心与首都早已远离罗马，乃至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众多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以及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仍争相以“罗马”真身自居。这究竟应被视作罗马的衰亡，还是罗马的成功？这是比尔德留给我们的一个思考。
围绕着“罗马公民权”，比尔德又深入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两个重大且素有争议的课题，即“罗马帝国主义”与“罗马化”（详见第十二章“罗马之外的罗马”）。
关于前者，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当属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在上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有意侵略论”。罗马帝国的扩张当然不像罗马人自认为的那样属于“无心之得”——所谓扩张乃是神意指引和庇佑下的一系列正义战争的结果，出兵多出于自我防御或盟友之请。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折中性的“现实主义军事干预”的解释。比尔德则打破了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两种迷思：首先，无可否认，罗马人在征服过程中的确杀戮和奴役了大量人口，罗马帝国的繁荣建立在对被征服地区的抢掠以及赋役的征敛上。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罗马人比此前或同时代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民族更嗜血好战。罗马人征服的并不是一个个安居乐业、彼此之间和睦相处的城邦部落，而是一个地区性暴力频发、战争频仍的世界。其次，罗马人并非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实施征服，怀抱“征服世界”的宏图愿景或所谓的“帝国大战略”，尽管他们之后将帝国事业粉饰成一桩“天赋使命”（尤其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当中）。诚然，对军事荣耀的渴望、对战利品和经济利益的追逐是扩张背后的重要原因，但很多时候，军事干预的最初压力的确来自盟友和外部。更为关键的是，罗马人起初并没有一套关于领土兼并或海外统治的现成法律和机制，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扩张进程为何如此之迅速：他们在征服后并不觉得有必要在当地建立起任何治理或旨在长久占领的统治机构。他们对被征服领土的控制形式是多种多样、且因时因地制宜的，从“自由放任式的”同盟条约到直接派驻军团与官员。因此，比尔德将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罗马帝国定性为一种“服从帝国”（empire of obedience）或“强制性帝国”（coercive empire）——依靠强大的武力威慑确保意志的服从与利益的获取——而非一种“兼并帝国”（empire of annexation）（162页）。这一点可以在语言学上找到佐证。直到公元前1世纪末，imperium（后来的“帝国”）这个词的意思还只是“发布强制命令的指挥权”；provincia（后来的“行省”）也不是一个地理疆域上的概念，而只是分派给官员的某项任务或“职权范围”。至于罗马帝国逐渐演变为“有边界的领土帝国”，则是后话。
同样地，在所谓的“罗马化”（Romanization）问题上，“自上而下”的陈旧观点早已遭到了学者们普遍的摒弃。显而易见的是，除了像对待基督教和德鲁伊教那样的极个别例外，罗马人很少有意识地强加自己的文化习俗或消灭地方传统，尤其在城邦历史悠久的希腊化东部，文化和宗教上的地方性和多样性大部分得以保持，至多是在当地历法中加入与皇帝有关的纪念日，以及在保持传统神明祭祀的同时新建皇帝崇拜的庙宇。即便在城市化基础较为薄弱的帝国西部，像塔西佗的岳父阿古利可拉（Gnaeus Iulius Agricola）那样积极在行省推动“博雅之术”和拉丁语教育的罗马总督也是凤毛麟角。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其说是罗马人无心，不如说是无力。罗马帝国统治的低行政化水平（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同一时间驻扎行省的罗马官员人数不会超过两百人，这些人再加上几千名看管皇帝产业和辅佐总督的皇家奴隶，管理着人口超过五千万的庞大帝国）和有限目标（征税与治安）决定了罗马化的动力很少来自罗马中央。罗马人无法自行统治，必须依靠地方合作。因此，军队与地方精英在维持帝国运转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正是他们成了罗马化最积极的推手。前者将罗马的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带到了他们卫戍的边境地区，后者则是罗马世界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城市实行自治的基础。这些人充当了皇帝、总督与行省居民之间的中介，代之守土、征税及治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愈发地将自己的身份、特权和利益与罗马人捆绑在一起。对其而言，接受罗马统治便是“成为罗马人”的一部分。尽管有罗马凌驾于一切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背后，罗马化绝不能称之为一种自由的选择，然而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层面，地方精英的确成为了自身罗马化的工具；而对于大多数的行省居民而言，罗马化则意味着诸如洗浴、观看角斗表演、参加宴会、在广场和柱廊中漫步集会等各种各样富有罗马特色的生活方式。总之，罗马化很少来自罗马皇帝或官员自上而下的灌输，罗马人更没有像近代西方殖民帝国所自诩的那种文明教化的使命意识，“它看上去更像是行省选择融入某一地方化版本的罗马文化的结果”（494-495页）。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自己对这样的一种“罗马化”也不乏批判。塔西佗的名言——“他们（此处指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人）将此称为文明，殊不知这正构成了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humanitas vocabatur, cum pars servitutis esset）——直指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不列颠人在变成罗马人的同时，不自觉地代征服者做了后者本该做的事，从此沉浸在一种“腐朽堕落”的文化中不可自拔、甘心为奴。比尔德认为，塔西佗的批判固然勇气可嘉，力透纸背，然而，“罗马性”与“地方性”并非如他所说的那般简单对立，现实中罗马与地方的互动要复杂得多，且地方差异性明显。“罗马性”并不是一个单线频谱，不同的地方只存在罗马化程度的差异。在整个罗马世界，存在着多个“罗马化”版本，它们是地方文化在遭遇罗马文化时通过接受、容纳、吸收抑或抵制而产生的千差万别的混合体。更何况，所谓强势一方的“罗马文化”本身就没有确定的内涵和边界，其在形成中融合了五花八门的地方因素，且这一过程随着罗马与地方的交流互动一直在持续（497页）。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现位于英国巴斯的公元1世纪时的萨利斯·密涅瓦（Sulis Minerva）神庙遗址。该神庙按照古典样式建造，供奉的是一位由原来的凯尔特神与罗马智慧女神合二为一的新神。神庙装饰中包含了大量的罗马元素，如橡树叶花环和胜利女神像柱，但也有抵制同化、保留地方性的凯尔特元素，如神庙大门上方巨型的男性化戈尔贡头像（497页）。
以上诸问题无一不是罗马史研究中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重要问题，如何回应成说、与古人和前辈学者展开对话是对学者史识和功力的重大考验。正如比尔德自己所说，自吉本以来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的罗马史研究，新发现更多地来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而非新材料。不同时代的学者带着不同的优先关注和着眼点，使得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言说（16页）。
通读全书，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她敏锐的问题意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切入，透过具体的人和事来阐发时代的核心特征。正是这种别具只眼，使她能够从习以为常的权威记载和说法中发现抵牾和漏洞，提出质疑和新见解，从而成就了这本体大思精之作。
所谓的“罗马性”（Romanitas）是对罗马人所特有的一系列政治与文化观念和实践的归纳。尽管是一个拉丁词，但它并不为古典时期的罗马人自己所用。作为一个概念，它出现的时间相当得晚，最早是在公元3世纪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作品《论托袈》（De Palio）当中，且带有贬义，用来指斥其迦太基同胞所膜拜的那种罗马“异教”文化。后多被现代学者用来指代罗马人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形象。格里格·伍尔夫认为，“罗马性”的要义不在于共同的语言和种族，而在于共同的价值观、习俗、德性与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身为一个政治与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在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名著《罗马精神》中，她归纳出了“罗马性”的诸多要素，如坚韧弘毅、注重实际、对法律和秩序的追求等等。然而，这种归纳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刻板和僵化。实际上，“罗马性”是一个从内涵到外延都相当宽泛且灵活变动的概念。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
